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，中国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，能源供求压力大为缓解，而优质能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会更加突出，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仍将持续攀升。从国际能源形势看，世界油气资源有保障，美国“页岩气”革命推动了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重大调整，特朗普上台、英国脱欧、TPP夭折等事件预示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抬头，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日趋复杂。可以预见，“十三五”期间乃至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国际形势或将更为严峻，需要制定预案，及早应对。
中国能源安全形势不容乐观
传统的能源安全观主要考虑保障能源供应、维持供需平衡问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能源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，既包括传统的能源供应保障问题，也包括能源生态环境安全、能源经济和金融安全等非传统能源安全问题。中国也面临传统能源安全和非传统能源安全双重压力。
综上，“十三五”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，中国能源面临的安全问题将从保障能源供应为主，转到生态环境安全与能源供应保障并重，同时也要保障能源运输通道、油气管网安全，以及控制潜在的与能源相关的经济和金融安全风险，未来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愈加严峻。
特朗普新政核心依然是“能源独立”，中国能源安全保障“危中有机”
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依赖石油进口的美国造成巨大冲击。此后历届美国政府均把能源安全问题放在优先地位，实现“能源独立”是美国保证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之一，采取的措施包括：推行节能措施，减缓能源需求增速;加快本土油气资源开发力度，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;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，大力发展生物燃料、天然气等清洁能源，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仍坚持核能开发等。
特朗普政府提出了“美国能源优先计划(America First Energy Plan)”，在前几届政府的基础上更加接近“能源独立”这一目标。“美国能源优先计划”包括：加大开发本土能源，进一步减少石油进口;取消“气候行动计划”，为美国能源工业松绑;继续推进页岩油气革命;支持清洁煤技术，重振美国煤炭工业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特朗普将石油和天然气看作是美国能源独立的核心，同时支持煤炭行业发展。他认为风电、太阳能产业投资回报周期太长、效益差，前景黯淡。
特朗普政府能源新政的发酵以及美国“能源独立”的加速实现，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和对外合作格局产生重大影响。
首先，美国“能源独立”目标的实现将为美国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战略博弈中创造更大空间。由于能源带有强烈的政治、金融属性，美国能源独立将使美国在国际政治和金融领域的政策更加游刃有余，增强地缘政治博弈主动权。一方面，美国对中东地区油气依赖程度的明显下降，并不代表其会减少对这一地区的战略和军事掌控。相反，美国会利用亚洲国家对中东地区油气资源依赖程度的上升，增加与亚洲大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筹码。另一方面，美国会借机加大对“伊斯兰国”、伊朗、苏丹等的制裁和打击力度，给该地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，增大中国油气安全风险及与相关国家能源合作难度。
其次，从大国战略考虑，美国不会放松与中国在南海等重要能源安全通道的博弈力度，中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面临挑战。中国50%以上的石油进口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，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，经过这两个海峡的石油和LNG运输量还将进一步增加。为实现“美国优先”战略，逼迫对手出让更多经济利益，特朗普政府会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力量，增强对能源运输通道的控制，势必会加大中国能源运输成本，威胁能源运输通道安全。另一方面，美国战略东移后，对中东、非洲等区域的关注下降，为中国选择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重要能源支点开展通道建设提供了机会。
再次，美国“能源独立”目标的实现将重塑世界能源供需版图，冲击现有能源定价体系。美国实施“能源独立”，会减少对中东、北非地区的石油依赖，通过页岩气革命，增加天然气产量并有可能成为能源出口国，客观上会增加全球油气资源供应，促进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。但另一方面，随着美国能源市场与国际市场的逐渐脱轨，美国可实现油气独立，而欧洲石油供应将主要依靠俄罗斯、挪威和北非国家，亚太地区石油供应主要依赖中东。这种状况为美国在能源供应方面占据主动权，并与中国进行能源战略博弈掌握了先机。
最后，特朗普能源政策将影响全球低碳领域合作。虽然特朗普能源政策对美国气候变化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，但其对可再生能源的不支持态度，将增加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合作的不确定性。对中国而言，将可能对现行的中美能源合作框架，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与低碳能源政策的交流合作产生冲击，过去在气候变化、低碳领域的合作有可能陷入停滞。此外，美国推动本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发，会加大清洁煤技术的开发利用力度，从而使化石能源的利用成本不断下降，进而有可能对中国在“一带一路”地区开展风电、光伏等领域合作产生负面影响。另一方面，美国将加大清洁煤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，中国在煤炭高效利用和高耗能行业方面既有合作需求、也有基础与美国开展对接，在电动车、储能技术、页岩气开发以及向亚洲出口LNG等方面充满合作机会，在行业和区域层面的能效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仍有发展潜力。
创新思维、积极有为，保障能源安全
1.加强顶层设计、建立预案，统筹能源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。应对新挑战首先要确定中国能源安全体系的各项重大战略目标。能源安全体系包括高效合理的能源利用体系、安全稳定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、及时灵活的能源预警与应急响应体系、复合多元的世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协同保障体系。其核心目标是，全面提升持续稳定的能源供应能力、合理需求调控能力、风险规避与应对能力、国际能源市场影响能力。
为达到此目标，需要完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与能源外交战略，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，健全能源安全保障机制;推动能源生产方式变革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，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量与强度的“双控制”;加强国际能源合作，打造符合现代化、国际化要求的能源发展与能源外交人才队伍。
应将能源安全作为当前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，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，组织开展当前的能源安全政策评估工作，强化对能源安全形势分析和研判，勾画出符合实际的未来20年能源安全情景。同时应建立、完善中国能源安全预测预警机制，将能源对外依存度控制在15%左右的水平，形成多层次、分级别的预警应对对策，特别对油气管网、储备运输的安全运营建立预警方案。
2.依托“一带一路”，协同保障区域能源安全。强化区域能效、可再生领域合作。向沿线国家输出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发展理念和经验，通过加强能效、高效清洁煤电、风电、光伏、核电、水电等领域技术、资金、装备合作，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提高能效、改善电力供应、提高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水平，降低全球油气消费增速，保持国际油气市场相对宽松的供应环境。
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油气勘探开发、油气管网互联互通、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，增加区域油气供应能力，紧密区域油气贸易合作，探索建立区域油气定价机制，打造区域能源命运共同体。强化区域能源安全水平，提升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进口稳定性。同时，借助人民币国际化，与沿线国家开展油气贸易本币结算，提升中国在油气领域定价权。
3.管控分歧，探寻新形势下中美能源合作的新内容。依托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平台，加强与美国在能源领域磋商合作，增强彼此理解信任，积极推进与美国的能源合作。针对“美国能源优先”设想，强化与美国在页岩油气、煤化工、清洁能源、智能电网等领域技术和装备合作，积极对接美国天然气出口。加强中美在中东等地区联合反恐，共同维护能源供应地及能源运输通道安全。同时，加强能源金融、能源储备数据、能源智库等方面合作。
4.立足国内，通过体制创新促进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发展。一方面，创新管理机制，打破现有利益格局，彻底消除弃风、弃光体制机制障碍，从制度上化解火电与新能源发电矛盾，突破清洁能源发展的制度瓶颈。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，调整优化开发布局，加速清洁能源开发，全面协调推进风电开发，推动太阳能多元化利用，有序推进流域大型水电基地建设，安全高效发展核电，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、地热能、海洋能等新能源。
另一方面，加强技术创新，加快推进交通清洁化、多元化和去油化。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，加快建设高效充电基础设施，逐步降低交通部门石油消费。同时，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，重点推进燃料乙醇、生物柴油等领域技术研究与示范建设。
5.提前谋划，稳步提高风险防控能力。首先，加强与油气管网沿线国家及海上运输通道沿岸国家反恐合作，协助这些国家提高应对反恐怖袭击能力，共同提升区域安保水平。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家海上力量，逐步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等能源运输通道的掌控力，深化与瓜达尔港、科伦坡等能源运输通道重要节点港口的合作。在国内，也要重视敏感地区，如新疆、宁夏沿线的油气管网安全问题，要有针对性的应对预案。
其次，建立金融风险预判机制，积极关注国内外金融及产业发展动态，妥善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可能带来的债务问题，加强对能源合作国汇率走势预判，做好能源合作过程中汇率风险的防范。同时，综合研判国际能源市场走势，充分利用多种金融工具，做好风险对冲工作，减少油价大起大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
再次，完善油气储备。研究确定战略油气储备合理规模，打破现有垄断利益格局，推动民间资本参与油气储备，协调好扩大战略油气储备与积极发展商业储备的关系。尽快研究制定成品油商业储备办法和制度，加快开展成品油储备体系建设。因地制宜建设天然气储气库，依托现有LNG接收站大力建设沿海LNG储罐，做好城市天然气应急调峰需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。
